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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对话,布

2019-11-14 17:33 来源:未知

在《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一书中,恩斯特·布洛赫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圣经文本解读与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揭示了社会解放理论与宗教革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交互作用:一方面,圣经是“农民战争的暴动书”,另一方面,圣经是“特殊的主人意识形态”。因此,对于圣经,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双管齐下,区别对待,既要拒斥,又要继承:拒斥圣经作为“主人意识形。态”的反动一面;继承圣经作为抗议和叛逆的革命一面。作为一个宗教无神论者和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洛赫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宗教分析理论的框架:他不仅提供了对基督教千年王国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方式,而且发明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千年王国式的解读方式。

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思想无疑是两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而在欧美,基督教文化则是其文化精神的核心。在当代“全球化”和“文明对话”的背景下,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孔子的乌托邦思想和东方生存智慧就这样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乃至无神论宗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宗教中的自然思想和无神论理念与布洛赫的“没有神的王国”和“自由王国”等主导概念有着十分相似的意义结构。

摘 要:在《作为革命神学家的托马斯·闵采尔》一书中,恩斯特·布洛赫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把圣经文本解读与马克思的解放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揭示了社会解放理论与宗教革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交互作用:一方面,圣经是“农民战争的暴动书”,另一方面,圣经是“特殊的主人意识形态”。因此,对于圣经,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双管齐下,区别对待,既要拒斥,又要继承:拒斥圣经作为“主人意识形。态”的反动一面;继承圣经作为抗议和叛逆的革命一面。作为一个宗教无神论者和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布洛赫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宗教分析理论的框架:他不仅提供了对基督教千年王国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解读方式,而且发明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千年王国式的解读方式。

内容提示: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思想无疑是两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而在欧美,基督教文化则是其文化精神的核心。在当代“全球化”和“文明对话”的背景下,基督徒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对话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对话已经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德语神学界的“政治神学”及拉美神学界的“解放神学”之间展开,并且已经开始越过纯理论的层面。如何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相似渊源以及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之间的对话,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及其主要思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代表作《希望的原理》第五部《同一性:实现了的瞬间愿望图像》中,恩斯特·布洛赫集中阐述了希望哲学的具体乌托邦构想。特别是在第53章《不断增强的人的努力:投身于星相神话、出埃及记、王国等宗教秘密;无神论与王国乌托邦》中的《关于地上与天上的均衡以及不显眼的世界行程的福音:孔子、老子》一节中,布洛赫专注于孔子和老子文本,试图确切刻画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和生存智慧的精髓。

金寿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基督教神学 对话

布洛赫眼中的“孔子”

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在布洛赫看来,孔子是一个生性正直、乐观向上、安贫乐道、诲人不倦、反对战争的伦理道德教师。孔子倡导“中庸”这一价值哲学,率先把“礼”与“仁”的概念加以具体化。布洛赫把孔子思想中的“礼”理解为作为恭敬对象的礼仪规则,把“仁”理解为习惯或传统意义上的人性。他对孔子的“礼”、“仁”、“中庸”学说印象十分深刻,因为这是完全不同于古巴比伦、埃及和犹太宗教思想的一种宗教伦理思想。

《世界宗教研究》 北大2011版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科学核心期刊要览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2013年第6期9-17,共9页

长期以来,在西方学者那里普遍存在一种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理解的倾向。一些西方学者常常将马克思看成是“弥赛亚先驱”,而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诠释为人间的宗教,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罗伯特·图克尔、路易斯·哈勒等等,都曾把马克思描绘成一个世俗宗教的缔造者。[1]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梯利希则认为,马克思从基督教及犹太教那里获得了弥赛亚的前瞻,以革命的方式,在经济基础上建立他的“弥赛亚”国。在梯利希看来,马克思对人及其历史的看法是两个决定性的基本思想,其中与基督教对人和历史的解释有相当吻合的一面。[2]坚信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反而被理解为一种宗教,这种“反宗教之宗教”的悖论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事实上,尽管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学在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人的本质观,特别是切入现实生活的途径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马克思主义毕竟产生于基督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欧洲,它和基督教思想之间当然绝非是简单的水火不容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早期关于人的理论与基督教人文精神之间,确实存在着诸多相似性和可比性:就其历史运动形态而言,两者都追求被压迫的下层人民的自由、解放;就价值观而言,两者都反对个人主义,强调社团的、非个人的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反对把个人作为道德绝对化的基础,强调共同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就社会理想而言,两者都设想了未来公正、和平、博爱的理想王国。但是,尽管基督教神学和马克思主义确实关注许多相同的社会问题,关键是他们探讨这些问题的切入点以及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基督教神学要将人类从它虚设的罪恶中救赎出来,而马克思主义则要将人类从现实不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基督教坚信只有依靠信奉基督才能得到救赎,而马克思主义则坚持只有靠人自身的斗争而获得自由;基督教谈论的是彼岸的“天国”,而马克思主义阐述的是人间的共产主义。总之,基督教将人的“救赎”托付给“耶稣基督”,希望通过个体的精神、道德的改变慢慢来改变自己和周围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则将人的自由交付给人自己,坚信通过人自身的“革命斗争”来实现人类自己的自由解放。围绕“救赎”与“解放”的终极目标,基督教神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其世界观、社会历史观以及人的本质观等理论层面形成了一定的“相似”与“区别”。

布洛赫对孔子的“鬼神论”十分着迷,尤其对其“天”与“神”的独特观点深表同感。究其原因,孔子的基本教义与他的希望哲学的主旨具有思想上的相似之处和相通之处。孔子倡导“君子三道”,号召君子避免“粗野和黑暗”,积极入世,永不懈怠,把一个邪恶的幽灵世界翻转为人的光明世界。与此相对照,布洛赫也倡导“至善”,要让世界的未来前景掌握人类,呼吁人类积极投身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去造就世界的未来前景,把一个更美好生活的梦想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虽然两人生活在不同时代,历史背景殊异,但他们都是积极入世论者,都追求一个真善美的光明世界,在他们两人的心目中,这个光明的世界将是一个阳光灿烂、晴空万里的人间新家乡,从而成为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人道主义的大同世界。

托马斯·闵采尔 革命神学 圣经 千年王国理想 解读方式

一是在世界观方面,两者都坚持一种包罗一切的统一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是“物质”,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世界(自然界、社会、精神)都统一于客观实在性的“物质”基础之上。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基督教的世界观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马克思自己就坦言:“宗教是这个世界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3]但不同的是,基督教崇尚的是创造论,它相信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是一个全能全知完美的神,它创造并控制着宇宙上的一切;而马克思主义推崇的是进化论,它否定所有的宗教信仰,认为宇宙本质上只不过是由物质构成的一个自我存在的体系,其中的一切都是由物质自身的科学法则来决定的。

孔子认为,人性比神性更根本、更优先,这一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与布洛赫的无神论思想和“战斗的乐观主义”不谋而合、如出一辙,两人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论语》中有这样两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对于这两句文本,布洛赫格外重视,因为在此孔子虽然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他强调鬼神并不决定人类的未来。从孔子的思想中,布洛赫悟出在人的生命中并没有神的存在位置,人的命运掌握在人手中。天上之神并不统治地上人类,这一点正是天地均衡何以可能的根本条件。换言之,没有神的人间国度,这一理念与人类实现“至善”内容,即一个“自由的王国”、“没有神的王国”一脉相承、息息相关。

附件:革命神学——恩斯特·布洛赫对基督教千年王国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解读.pdf

二是在历史观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都认为历史是沿着某一种方向而变动的,但不同的是两者认为变动的力量与方向不同。基督教认为历史的意义是依照于它与上帝的永恒关系而给定的。上帝通过耶稣的死亡和生命来实施他创造历史事件的愿望,人们只有相信他才能维持好与神的关系,并等待“天国”的到来;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完全是内在的、具有自身的规律,即通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来实现从一个经济阶段到另一个经济阶段的交替过渡。

孔子毕生推行德治和礼教,走中庸之路,试图创立一种基于新的“宗法官僚政治”的国家。孔子大胆抛弃了贵族宗法遗产中的世袭身份制,仅仅采纳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富于启蒙意义的部分。春秋末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活跃,出现一个属于自然神学传统的后期贵族诸神世界。在布洛赫看来,自然神学是对于神性的哲学思考,而在这种哲学思考中恰恰蕴涵了典范的黄帝德性和卓越的人性因素。孔子努力发掘自然宗教中的德性和人性,从而成了黄帝精神的倡导者,成了处理“中庸王国”的教师。他反对世袭身份制,推行学阀等级制,发扬光大了和平主义和理性主义理念。在这一点上,布洛赫意识到,孔子的自然宗教与古代印度、埃及等的自然宗教具有本质差异:孔子的自然宗教是一种道德宗教,而印度、埃及的自然宗教则是一种巫术宗教。

三是在人的本质观方面,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根据他自身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此,人类的命运依赖于与上帝的关系,人可以自由地接受或拒绝上帝的旨意,也将因其所使用的这种自由而受到审判。马克思主义则否认所有这一切,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费尔巴哈关于“上帝是按照人的样子造出来”的观点,并否定个体道德自由的决定作用,它相信人的道德观念与态度是由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决定的,而不是先验的。

古代埃及、巴比伦并无宗教创始人而只有代表神的威严的君主,这些君王握有宗教大权,自称是神之子,他们栖身于诸自然神之下,狐假虎威,狂妄自大,向大地传达马尔都、霍鲁斯、奥西里斯、雷等诸神的祝福。但是,孔子却提出了与这类自然宗教观截然不同的宗教观。孔子认为,黄帝的地位超乎地上一切自然神,在冥冥之中,通过“天道”来维持天地之间的均衡。布洛赫极端重视这一点。黄帝是国家的中心,同时也是宇宙的中心。他独一无二、卓尔不群,其作用远非掌管山川城乡的自然神所能代替。自然的变化源自黄帝的秩序,从而一旦国家秩序发生紊乱时,就会出现凶年、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以及不吉利的星座。在布洛赫看来,孔子的理论功绩在于,他大胆超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灵光,甚至改变自然宗教的根本特征,从而不是把人的领域上升到天之上,而是把它重新置于天地之间的某一中心位置。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的问题相似性并不能遮蔽两者在理论分析与实践进路上的差异性。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虽然都意识到了人的存在的疏离和异化状态,并致力于人的救赎与自由解放这一共同目标,但两者切入问题的路径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基督教是在人—神的关系中考察人的被拯救与救赎,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在社会关系与历史范畴中来考察人的解放与自由。基督教认为人与人的疏离是由于人与神的疏离,由于世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没有与上帝保持一致,因此人与上帝的关系被破坏了,人错误地实施了自己的自由,拒斥上帝也因此有了原罪,从而疏离了与神的关系。在基督教看来,上帝通过历史人物耶稣恢复了人与他的破裂关系,从而拯救了整个世界,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接受上帝的救恩,并在基督教救赎中开始创造一个新的生命。而马克思主义拒绝“原罪”的概念,它用人的自我疏离来替代,它认为人的疏离是因为资本经济导致的人与人的敌对紧张关系,所以希望用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类型取代它。马克思、恩格斯曾设想,人类社会一旦消除产生异化的经济根源,人类就可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4]。因此,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实际上在于“被救”与“自救”的实践进路。相对于基督教的“被拯救”,马克思主义则相信人的理性和人的“自救”。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类要由生存的自然状态经过异化的社会状态,最终才走向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的理想状态。在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中,人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促使社会变革,最终使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现以前,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渡阶段。

因此,布洛赫从孟子的话“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中发现了儒教的主旨:“天仅仅是天,地仅仅是地,天之中并没有天之外的东西,同样,在地中也没有地之外的东西。”他还根据中国古代《周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神无方而易无体”进一步论证说:“对于中庸之国而言,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上都不存在任何多余的飞地。”但是,另一方面,布洛赫很清楚,按照中国古代《周易》,“天尊地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天为男,为阳;地为女,为阴。阴阳相合,万物即生。没有阴阳就没有万物。“天地者阴阳形气之实体”。这意味着天地、日月、昼夜、寒暑、雷电、风雨、动静、男女、生死等永无止境的对立统一。总体上,阴阳趋向终极宇宙和谐,形成宇宙这座巨大天平上的天地轴心。这也正是人们所渴望的宇宙和谐本身。

但是,在人世间的顶端,有一个思维敏捷、敦厚能干、聪明坚毅的人,这个人就是拒斥一切自然神,仅仅追随“天意”的黄帝。孔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据此,布洛赫指出,黄帝绝不是神,但他却是源自东方思维体系的独特的最高统治者。一切西方宗教都显示出从最低级的神到最高级的神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并且经常显示出一条有神论的发展路线。与此相反,中国的诸神仅仅存在于自然之中,笼罩大自然的天上世界绝不意味着有神论的世界。因为形成天地世界的神与气都是同一的东西。

《诗经》曰:“天道”,即天的秩序。孔子从中悟出了非有神论范畴:“世界必有其规则”,这成了他的中庸之道的最后堡垒。黄帝凭借“天道”这个规范治理人与自然,使其恪守天道界限,安分守己、相安无事。顺应天道乃是万物均衡乃至和谐的秘诀。布洛赫认为,在此,孔子偏离最初的根本旨趣,复活了一种占星术神话。在亘古如斯、地老天荒的漫漫宇宙历程中,在家庭、国家和自然的永恒和谐与循环回归中,人类世界自给自足、自行发展。因此,天道虽需要教师,但并不盼望指导者。人处在天道之内,同样无需指导者。布洛赫指出,这些事实既是中国宗教的典型特征也是它的界限。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诸如近东、伊朗、印度的那种强有力的预言思想,而且任何一个中国的宗教创始人都没有孜孜探求普适于人与宇宙形态的某种健全的神圣性。

孔子死后几世纪,他被推崇为神。然而,在布洛赫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孔子进入了天堂,而是意味着他作为万世师表活在多神论的民俗信仰之中。与西方诸神硕大无朋的身躯相比,中国“神人”并不拥有任何实体,而且天本身也不具有供神栖息的任何空间。根据布洛赫的观点,“天”乃是一种非个人的、封闭的总体概念,它与道德的、物质的因素相关联。作为完成了的意识形态,天道从宗教理想的完满性中,反映静态家庭国家处之泰然的情绪。人性内在地接受这种天道。因此,布洛赫指出,在孔子思想中,占星术神话并没有绝迹,而是从伦理宗教角度反映以家庭和官僚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从而退回到理性主义的“尺度—神话”这一宇宙形态中。

孔子与希望哲学

布洛赫希望哲学的主旨是把人类希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结合起来,动员人类去建设一个“没有神的王国”,即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自由王国”。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首先是一个无神论者。在回忆童年思想进程时,他写道:“每当我受坚信礼,在圣坛上背诵礼拜套语时,我都附带说三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

一方面,作为一个批判无神论者,布洛赫借助“颠覆解释学”,对西方基督教的有神论思想和价值进行系统批判,把宗教的本质还原为人的本质,把“神”变成人;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宗教无神论者,他积极吸取世界各大宗教遗产的合理内核,特别是通过孔子、老子文本,重建一种无神论宗教,即“元宗教”。所谓“元宗教”不是关于神的信仰的传统宗教形式,而是一种没有神和彼岸世界的宗教遗产,即关于终极“向何—为何”问题的良心和至善的知识。“哪里有希望,哪里就有宗教。”对他来说,宗教的核心始终是王国,但是王国的根本特征“不是神而是希望”。因此,元宗教与战斗的无神论是循环地固结在一起的:“只有一个无神论者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反之,只有一个基督徒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就希望王国而言,一个无神论者就是一个希望中的乌托邦存在。

对西方传统基督教信仰和价值的批判反省,促使布洛赫转向东方的生存智慧,努力从孔子、老子的文本中寻找新的宗教素材和希望灵感。从孔子、老子的文本中,布洛赫发现了东方的至善价值,这是一种基于“人”和“无为”概念的、拒斥彼岸或天国概念的新价值。这成了布洛赫元宗教思想的新起点,借助于此,他得以把以神为中心的西方传统价值和基督教至善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至善。

布洛赫在孔子那里读到了什么?布洛赫读到:孔子关注天与人的相合,同时提出了人应当履行的行为规范;黄帝履行天意,不时授予他的部下惩罚自然神的权力。天地并非总是势不两立,而是通过阴阳对立统一形成一个和谐宇宙。天道是客观规则,天人互不干预,这就排除了各种匪夷所思的预言思想。黑格尔从天道中窥探到“理性的狡计”,海德格尔从天道中瞥见到“神性的恐怖”,雅斯贝尔斯从天道中看到“大全的包罗万象”,与此相对照,布洛赫则从天道中见证了孔子中庸思想的革命含义:不是一味逃避世界,沉迷于对天的超越信仰,而是积极入世,实现人间的美好理想。在孔子看来,世上的主人不是神,而是遵循天道而生活的人。在孔子那里,布洛赫看到了自古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一个没有神的自由的尘世生活。

孔子的乌托邦思想和东方生存智慧就这样对布洛赫的希望哲学乃至无神论宗教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宗教中的自然思想和无神论理念与布洛赫的“没有神的王国”和“自由王国”等主导概念有着十分相似的意义结构。作为和平的自然规则的尺度,孔子的道德、宗教观是超地域的:“无论什么地方的人,只要他遵循孔子的道德、宗教态度,即神圣的中庸概念,他就决定性地为这种态度所深深吸引。”正因如此,在人类希望与梦想的百科全书《希望的原理》中,布洛赫潜心钻研孔子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细心揣摩他的积极进取的入世主义中庸态度,试图以此来重构同一性即“良知”和“至善”的理论基础,寻找一条克服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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